数字经济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有多大？(5)

如果以修正后的整体和部门经济增长率结果为基础，在一个生产函数的框架内（这里我们只考虑其产出部分），我们可以如表二所展示将各个部门经济增长对中国整体经济年平均8%增长的贡献进行分解。这个的分解结果是相当直观的，各个部门的增长贡献分别以百分点表示且具可加性，故无需赘述。可以简单总结如下：在我们所考察的整个2001至2018年期间，三个ICT密切相关部门对整体经济增长的贡献从中国加入WTO后2001-2007年已然很高的年平均62%，跃升至危机后前期2007-2012年的78%，随后在2012-2018年略降至74%。对整个考察期来说，ICT相关部门对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贡献达到近70%，或三分之二。

结语与启发

这篇短文从ICT技术进步与价格下降的视角，讨论了官方GDP增长统计中通常使用的价格单平减和固定权重增加值加总方法的问题，并且根据作者近期的一些研究成果，提供了与生产率理论相契合的系统解决方法，辅以修正后各个部门的增长率估计，并且与官方的增长率进行了比较。根据我们对数字经济的定义，在过去20年中 “数字经济”对中国整体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高达约三分之二，就是说，它已经主导了中国整体经济的增长表现，以远比整体经济更为强劲的增长克服了其他部门增长放缓甚至收缩的影响。如果仅考虑其中的ICT生产部门和ICT技术集约的制造业部门，“数字经济”的贡献也达到了40%，对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来说，这是一个举足轻重的比重。这个考察期恰是中国加入WTO的20年，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不仅受益于全球数字经济技术的迅速发展和扩散，也受益于全球ICT生产链通过WTO的制度框架对中国生产者的接纳。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包括其中最具活力的数字经济，面临着成本上升和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带来的增长压力（在后续短文中会讨论这个问题），而且每一次“保增长”政策都在加重这个趋势。按照我们的方法计算，经济增长速度已经从加入WTO后2000年代中期年平均约13%下降至新冠疫情之前约4.5%。以数字经济代表的技术进步肯定是走出成本困境的最佳选择。但是，在如何推动数字技术进步上存在一种国家主义思维，希望以“举国体制”实现芯片技术的“弯道超车”。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空间的确还很大。尽管有了20年的迅速发展，以实际可比劳动生产率衡量，中国ICT相关行业的技术水平还只是美国的六分之一，仍然处于全球ICT技术链条的中低端，距离技术前沿尚远。但距离并不意味着增长的必然性。国家主义的思维方式过于迷信权力的力量，本质上不仅否认人类的技术进步源自竞争推动的演化力量，也否认中国经济的崛起主要受益于市场化的改革，特别是在WTO框架下积极参与全球范围的市场竞争。这篇短文如果可能对被增长问题所困扰的政策当局有所建议的话，那就是应该以市场经济的方法，通过不断完善自由竞争和以民营企业为主的自由企业制度去推动创意和创新，推动数字经济的升级。如果热衷于重拾计划经济的思维逻辑，那无异于是对数字经济的釜底抽薪。